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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许可中的质量控制标准

发布时间:17-11-27   来源:未知   作者:朱翔   阅读:


  我国《商标法》第43条规定:  “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这就意味着商标许可人应该对被许可人所制造的商品进行质量控制,否则可能会导致商标信誉下降,甚至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根据美国《兰哈姆法》的规定,如果商标许可人不进行质量控制将导致许可无效且商标权的放弃。然而,我国《商标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指出何种方式可以被认定为适当的质量控制,这就为商标许可人和法院在判定质量控制时带来了难题。本文将从质量控制的来源出发,分析商标许可中质量控制的标准。
一、质量控制源自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
  商标最基本的功能为区分来源的功能,最初法院将产品或服务的来源认定为物理来源,也即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地方或个人,而非商标这一标志所代表的宽泛的来源。然而,按照这一理论,商标的许可和转让将使得商标的来源发生改变,那么就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对来源产生混淆,因此早期美国法院将商标许可认定为误导消费者,而且认定商标所有人若尝试将商标许可给他人就会导致许可无效并丧失商标所有权。  20世纪早期,随着市场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商标独立的财产属性日益突出,商标权人与其他市场主体对商标许可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商标许可满足商标权人、生产者和销售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功能超越了标示来源功能的束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不再认为带有同一标志的商品都来自同一物理来源。  因此,法院开始寻找一种使得商标许可合法化的方式,而对商标功能的全新定义——质量保证功能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质量保证功能的定义,商标不一定代表商品或服务具有较高的品质,而是具有一致和可预测的品质。
二、最低要求:许可人进行实际控制
  最低要求也即何种行为可以构成质量控制,对于这一点不同法院的认定不同。有的法院认为只要许可合同中包含质量控制条款就构成质量控制:有的法院认为即使没有进行相关条款的约定,只要商标许可人进行了实际控制即可;还有的法院认为只要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关于产品质量的投诉就可以认定为进行了质量控制。实际上,关于质量控制的最低标准可以依据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进行分析。
(一)仅在许可合同中约定质量控制不能保证质量
商标许可人和被许可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许可人有权进行质量控制,但这只能说明商标许可人知晓不进行质量控制的风险,并通过合同这一形式来保障自身行使质量控制的权利。然而,若商标许可人获得了质量控制的权利却怠于进行实际的质量控制,而且被许可人也没有严格参照质量标准进行操作,那么最终效果和没有在合同中约定的情况相同,都是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不能得到保障,因此不能认定构成质量控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  “拥有质量控制的权利是一回事,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商标法要求进行一定程度的实际控制。”
  在美国有关质量控制的案例中,只有极少数判决认为仅仅在许可合同中约定质量控制条款即可。其中,最直接相关的是Wolfies Rest.公司诉Lincoln Rest.公司案,该案法院认为“被告没有监督原告后来所进行的商业活动是否仍然与签订许可协议时一样,这一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不会造成任何法律上的后果”,并仅仅依据带有质量控制条款的合同就认定被告进行了质量控制。然而,法院为得出这一结论而引用的两个案件都存在问题,其中一个是Arthur Murray公司诉Horst案,该案法院之所以作出类似判决是因为许可人而非被许可人寻求许可合同无效,故法院认定合同有效是考虑到不能因为许可人自己的不作为而判决合同无效,否则会导致许可人利用这一规定而得以任意解除合同的结果。另一个被引用的案例是Robinson公司诉Plastics Research&Development公司案,在这一案件中,争议的问题并不是合同中存在质量控制条款对于合同有效是否充分,而是是否必要,因而这一案件并没有被其他任何法院进行引用,以支撑在许可合同中约定即构成质量控制这一观点。
  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果商标许可人在许可合同中约定了质量控制条款且没有行使这一权利,但是商标被许可人积极参照标准进行生产或经营,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在实际效果上是一致的,这样也不能认定商标许可人进行了质量控制。虽然有少数案件认为可以根据对被许可人的合理信赖而认定构成质量控制,但是这一标准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被许可人也和许可人不同,在不受商标所有人这一身份制约的情况下,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完全依赖于被许可人的诚实信用。正如在Ritz Associates诉Ritz-Carlton Hotel一案中,原告与被告没有在合同中约定质量监督条款也没有进行实际控制,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商品的质量出现问题,原告也即商标被许可人请求法院认定许可合同无效,法院认为这样可能会使公众误认为在原告饭店能够享受被告同等质量的服务,由此认定许可无效。因此,即使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在客观上一致,仅仅在许可合同中约定质量控制条款并不能认定构成质量控制。
(二)采取实际控制措施能够实现质量保证功能
  实际控制为许可人对被许可人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日常的、频繁的、实质性的品质控制,包括对被许可人商品生产所需原材料的供货来源进行限制,对被许可人及其雇员在服务各项必要环节的行为予以监督乃至对被许可人整个商业运行予以指导等。  从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出发,想要在实际效果上达到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一致,就需要商标许可人对商标的质量进行实际控制,而不管许可合同中有没有相关的质量控制条款。事实上,许可合同中的约定只是商标许可人要求进行实际控制的依据之一,除去这一依据,商标许可人还可以根据其他依据要求对被许可人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进行监督。
  要求进行实际的质量控制也是美国绝大多数案件所持的观点。例如,在Carl Zeiss Stiftung诉V.E.B.Carl Zeiss,Jena一案中,法院指出:  “许可人并不会因许可合同中没有包含质量控制条款而被认定为没有进行质量控制。只要事实上许可人对带有商标的商品进行了合理的检查(即使不是对每件商品都进行检查),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商品在质量标准之下,则该答辩理由(商标因无效许可而导致抛弃)不能成立。”由此可见,法院对质量控制的要求并非合同约定,而是商标许可人采取了实际控制这一措施。当然,法院还提到了“没有证据表明商品在质量标准之下”这一点,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既要采取实际控制措施,又要客观上达到质量保证的效果才算商标许可人进行了质量控制呢?
    这一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虽然商标具有质量保证功能且商标许可人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来保证质量,但是不能仅仅因为出现了商标质量不一致的客观后果就认定商标许可人没有进行质量控制。因为商标许可人有没有进行质量控制与最终产品质量是否一致是两个问题,作为商标许可人只能采取尽可能严密的措施来保证质量,如果最后质量出现问题,可以要求商标许可人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承担产品侵权责任等,但是不能依据这一点而认定商标许可人没有进行质量控制。若将质量控制的标准设定为产品或服务质量始终一致,则会为商标许可人设定过重的责任。只要商标许可人采取了合理的实际质量控制措施,就应当认定构成质量控制。
三、最高限度,
  措施不属于垄断行为在明确了何种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构成质量控制以后,还需要明确质量控制的最高限度。因为质量控制与垄断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过度的质量控制将导致垄断的产生,从而影响正常的竞争秩序。例如,商标许可人可能会借质量控制之名,要求被许可人从特定经销商处购买设备、限制被许可人销售商品的地域范围、禁止被许可人销售其他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或规定被许可人销售商品的价格等等。为此,明确商标许可中质量控制与垄断的界限至关重要。
(一)质量控制的抗辩并不影响垄断行为的认定
  对于保障商品或服务的质量而言,从源头进行控制往往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只有保障原材料的品质才能确保最终成品的质量,那么对于要求被许可人从特定经销商处购买原材料这一典型的搭售行为,商标许可人是否可以依据质量控制进行抗辩?同样的,其他典型的垄断行为在商标许可的过程中也可以被解释为质量控制所需,对于这些行为性质的界定是否也需要考虑到质量控制而有所倾斜?
  在Susser诉Carvel Corp一案中,初审法院认为要求被许可人只能从指定经销商处购买原材料的限制并非搭售行为,并指出只要对产品原材料的限制“对于商品的质量至关重要,则许可人有权指定原材料的来源”。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也认同初审法院的判决,认为即使这一行为属于  《谢尔曼法》规定之下的非法搭售行为,但许可人为保障商品质量可以构成合理抗辩。然而,保障商品质量并不一定需要指定原材料的来源,这一目的也可以通过对原材料标准的细化达到。此案中被许可人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对此,初审法院认为这可能“会为许可人施加不合理的规划和管理成本”。但这些成本和搭售行为可能与对其他竞争者所造成的影响相比明显微不足道,也是商标许可人在经营过程中应该承担的成本。
  在商标许可的情形中,反垄断法的政策导向和商标法的政策导向截然相反:商标法要求许可人对商品质量进行控制,反垄断法则保障被许可人能够做出独立决定的权利。然而,垄断行为的认定并不会因为商标许可人需要进行质量控制而有所改变,因为绝大多数典型的垄断行为都不呈为达到质量控制的目的所必不可少的,商标许可人完全可以通过明确原材料标准等替代方案实现上述目的。正如McCarthy教授所指出的:  “什么时候质量控制能够使得在商标许可中搭售原材料的行为合法化?答案是:几乎不可能。有效的质量控制绝不会要求商标许可人指定原材料供应商。”
  (二)只有为进行质量控制的必要措施不属于垄断
  之所以质量控制不能够影响垄断的认定,是因为实现质量控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完成,比如对商品原材料标准的限定等。但若不通过类似于垄断的行为,商标许可人无法对商品的质量进行控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许可人对被许可人施加特定的限制。如原材料对于商品的质量极其关键,在原材料上任何的差别都会导致商品质量存在天壤之别,而且没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将原材料的标准进行限定,那么完全应该允许商标许可人要求被许可人从特定途径购买原材料。正如前述Susser诉Carvel Corp一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就指出:  “为保护商誉而运用搭售条款的唯一情形只可能是:明确被搭售商品的替代品过于繁杂以至于难以实现”,法院认为该案就属于这一情形。
  此外,典型垄断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为排挤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使得其他竞争者难以进入该市场或者造成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如果商标许可人采取的类似典型垄断行为的措施不会造成前述后果,那么在特定情况下也应该允许此种质量控制方式的存在。例如,在Denison Mattress Factory诉The Spring Air Company案中,法院指出:  “在协议中,许可人没有出售任何与被许可商标有关的商品,没有要求被许可人从许可人处购买其他的商品,只是指出了被许可人可以购买原材料的其他多家供应商,以控制商品的质量。”由此认定许可人的行为不构成搭售。其实,如果在许可合同中规定的供应商是许可人之外的第三人,并且多家供应商之间存在竞争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商标许可人采取此种措施的动机更可能是出于控制商品质量,而不是通过不正当竞争行为获得额外利益。
四、结论
  质量控制对于实现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至关重要,然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质量控制的标准。从美国的司法实践出发,可以对质量控制的范围进行界定,在这个范围内,一端是要求商标许可人进行实际控制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合同的最低标准,另一端是不能假借质量控制之名实施垄断行为的最高限度。而在这个限度之内,商标许可人对于质量控制的具体方式可以自由选择,对于质量控制的程度也可以自己决定。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出现因为商标许可质量控制所导致的纠纷,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不多,故希望对相关标准的讨论可以为我国法院将来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借鉴。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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